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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你提的现实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问题，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这里面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它们也不过是一些人格化的资本。在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也是有制约的。所以管控资本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要求，即使是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也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愈发重要了。

从过往财报分析，比亚迪2018年总体利润虽较往年下滑，但净利润正呈现逐季攀升状态。比亚迪2018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47.38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3.85亿元；第二季度营收为274.25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2.88亿元；第三季度公司财务状况有所改善，营收为348.30亿元，扣非净利润由亏损转盈利，共计5.08亿元。

4月24日，王某在绵阳市经开区塘汛镇一朋友家中吃饭，期间喝了点啤酒，饭后又在朋友家附近的茶楼娱乐。次日凌晨1时许，王某驾车回家途中，在塘汛西路丁字路口被一辆白色宝马车故意擦挂。由于王某当天喝过酒，害怕被交警处罚，便应对方要求赔偿了对方现金1.6万元。7月下旬，王某看见网上征集线索的公告后，便打电话向罗江办案民警咨询，随后到罗江区公安分局详细反映了情况，并辨认出了犯罪嫌疑人。

水皮：我们第一次采访时，我也跟很多其他人聊过，当时习近平思想还没有明确的提出来，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揣摩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最终能够对政策形成影响，最终传导到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包括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道路这么多年下来，很难用现成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越是解释不通，老外越是困惑。中国体量越大，他们越担心。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中国人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怎么回事，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是不成的。所以当初做这个事情，就是应和了天时地利这个需求，我觉得方方面面也都在思考这些东西。可能到十九大，习近平思想相对成熟，也是需要包括你们这一批人，包括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实业界不断地给予完善，包括提示。所以我在访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概念和提法，到现在恐怕别的学者不敢这么提，不会这么提。因为觉得就好像．．．

除了惩戒，还有守信激励。税务总局在2016年与16个部门签署了联合守信激励的合作备忘录，为守信纳税人提供涵盖18个领域的41项激励措施。特别是税务总局与银保监会联合推出的“银税互动”，经过纳税人授权，把企业的纳税信用相关数据推送给银行，银行据此给企业贷款。这种方式经过几年实践，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连维良说，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在7个方面制定了相关要求，是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机制，可以大幅提升失信成本，同时让信息充分共享和依法依规充分公开，充分发挥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大数据的作用。传统监管模式对所有监管主体平均用力，监管成本高，市场主体压力大、受干扰多。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按照市场主体信用状况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市场主体，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市场主体，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列入重点信用监管范围，使监管力量“好钢用在刀刃上”，努力做到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失信者“利剑高悬”。